在政策持续驱动下,我国汽车十余年间实现了从技术受制于人,到主要技术和部件国产化,再到产销量和保有量世界第一的“三级跳”。汽车产业在突飞猛进的同时,也暴露出投机性“骗补”、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。专家建议,从政策、技术等层面多措并举,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。
汽车产业2010年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。2015年实施的“中国制造2025”强国战略将节能与汽车作为未来十大重点发展领域。
数据显示,得益于政策持续扶持和覆盖全产业链的财政补贴,我国汽车产业增速迅猛,自2015年产量突破30万辆以来,产销量和保有量连居世界首位。2017年汽车产销量均接近80万辆,增幅五成以上,保有量占全球一半以上。
目前,我国已形成北京、上海、四川、湖北、广州等8大汽车产业集群。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了解到,产业在驱动电机、控制系统集成、电池研发等技术上取得长足进步,汽车市场占有率正不断攀升。
北京市汽车的研发和推广走在全国前列。北汽、长安等一批重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%。依托设在北京的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,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实现突破,主流续航能力从120公里升至400公里。目前,北京市累计推广纯电动汽车17万辆。
在中部武汉,汽车年产值已突破3000亿元。武汉正打造具备20条固态聚合物电池生产线的国内最大电池供应基地。武汉市汽车的租赁多于销售,市场保有量为2万辆,规划到2022年达到4万辆,并健全配套充电设施。
在西部成都,汽车产业已初具规模,以汽车整车项目为代表的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布局建设,相关汽车企业达到36户。为加快推广,成都市出台了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,包括汽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、公共停车场首2小时免停车费、购置新车享受补贴等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逢春说,政策给汽车产业带来强大动力,我国汽车产销和保有量已确立领先优势,但目前出现了结构性产能过剩。“随着外企进入,中国汽车以往靠政策带来的投机性增长,将向结构性优化发展转变。这需要更加精准、有效的政策供给。”孙逢春说。
针对汽车产业暴露出的骗补、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,国家相关部委对产业政策作出新调整。一是明确降低汽车的财政补贴,直至2020年财政补贴完全退出;二是计划实施“双积分”政策,根据车企“汽车占比”和“平均燃料消耗量”进行加减分,允许积分交易。
采访中,孙逢春等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提出如下建议:
一是利用更多政策杠杆,减缓行业“成长的阵痛”。孙逢春说:“现阶段补贴退坡是必要的”。他建议,用更多政策杠杆来进行支撑,比如将汽车作为节能产品进行节能补贴,同时建议各个领域推广碳积分。
据了解,国外对本国汽车也有多种形式的补贴。例如,美国主要是对消费者进行补贴,补贴方式是税收抵免、购车补助,对企业是交叉补贴,由不达标的企业补贴低排放企业;德国则是降低用车成本,如免缴行驶税、堵车可用公交车道、可与家里第一辆车用同一号牌只交一份保险。
对于防范骗补,一些企业负责人建议,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,宜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补贴,或利用物联网技术防范骗补。目前相关的技术已经成熟。
二是利用专业力量组建国家车创新平台。孙逢春建议,政府应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中心,在产业政策层面,对电池、电动、电控等前端关键技术、核心装备进行孵化、支持,使我国在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实现全面突破。
据了解,在创新方面,德国、日本还建立国家车创新平台,整合大学、企业开发共性基础技术;美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限定技术路线,鼓励通过企业竞争催生技术创新等。
一些技术企业负责人认为,对于汽车,哪些是未来主流技术,短时间内难下定论。现在的边缘技术也许在未来就会变成主流,因此政府在制定技术扶持政策时,眼光宜放长远,了解一些非主流技术、非龙头企业,不能“一棒子打死”,只根据几家领头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情况就制定政策。
三是注重补贴消费端、补贴消费者。除了城市,农村也是电动汽车待开发的消费市场。专家认为,相关市场也可以“自下而上”发展,从经济实用的低速小型电动汽车开始,从农村和城市郊区切入。
孙逢春说,中国农村市场因其价格定位等特点仍有市场空间,政府应更多地从政策杠杆层面进行管理。例如,对于低端市场产品不应该强行取缔,而应该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各种政策杠杆,如资金杠杆和政策补贴等进行调整。通过技术创新,资金投入,提升技术门槛实现部委所提出的“提升一批、转换一批、淘汰一批”低端市场企业的目标。
此外,国际经验表明,汽车扶持政策保持持续、稳定对于汽车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美国佐治亚州2015年7月取消州政府的税收减免奖励,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。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也依赖政策。汽车退补后短期内出现的滞销,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慢慢消化,但等到2020年整个补贴完全取消之后,其他的政策如果不能跟上,企业的车型卖不出去,就有可能出现实质性的产能过剩。
专家认为,国家层面亟须对现有政策体系进行系统评估,也需要对非补贴政策工具进行系统研究,需要在科学评估基础上,做好政策的系统研究和规划,为未来政策调整、接力提供政策储备,以防止产能过剩的苗头转化成危机。